晋王李治
为了避免兄弟残杀的事再度发生,唐太宗放弃魏王泰而改立晋王治。但太宗内心对这个性情温和、天赋不高的儿子不甚满意,认为他过于懦弱,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。为此,太宗一度想废掉李治,让三子李恪做继承人。李恪“有文武才”、“英果”,在很多方面颇与太宗相像。但李恪是隋炀帝的女儿杨氏所生,是庶子,按照嫡长子继承制,不具备继承王位的资格。李世民曾经向长孙无忌
透露过改立李恪的意图,不用说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,说“晋王仁厚,守文之良主,且举棋不定则败,况储君乎”。王朝需要稳定,而储君的稳定又是其中的关键。唐太宗不得不承认他言之有理。经过几番犹豫不决与反复斟酌之后,太宗痛楚且遗憾地认识到:大局已定。自己所能做的,不过是在有生之年进行补救,尽快使李治克服弱点,并尽量为他将来执政铺平道路而已。
安排良佐唐太宗的行动果断而迅速。正式宣布册立皇太子之后的第四天,东宫僚属便已选定: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,房玄龄为太子太傅,萧瑀为太子太保,李世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,李大亮为右卫率,于志宁和马周为太子左庶子,苏瑁和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,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,褚遂良为太子宾客。
这是一个阵营强大的“辅佐”班子,史称“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”。长孙无忌勋戚旧友,房玄龄明敏善谋,萧瑀忠耿直率,李世勣诚实信义,李大亮文武全才,于志宁长者风度,马周机辩过人,苏瑁博学多文,高季辅清鉴善识,张行成体局方正,褚遂良直言不讳,刘洎刚强决断,岑文本缜密强干,这些人的长处不仅可以对李治产生影响,而且可以为李治所信赖依靠。
除此之外,这批人中,既有功勋元老,又有时政中坚;既有武官将才,又有经史文士;既在朝中掌握实权,又大多具有辅佐储君的经验。这些人代表了方方面面的势力,既有唐太宗一贯信任的心腹,又有李承乾甚至李泰的旧僚。尤其是后两部分人加入这个集团,对缓和李承乾、李泰势力对李治的敌意,会发挥重要作用。
李世民对这些人寄以厚望,这些人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重托。他们在李治即位之前的几年时间里,稳固太子地位,播扬太子声名,培养太子才干,扩展太子德行,尽心竭力、不遗余忠。及李治即位,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李世勣等人成为朝廷中心人物,掌握大局,献计献策,使贞观政风得以延续,与李世民的初衷基本合拍。
悉心教育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,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,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。他改变了过去只由经师充任太子侍讲,讲授经书内容的教育方法,采取“遇物必有诲渝”——在日常生活中借题发挥来教育李治。看见李治吃饭,就说:“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,不夺农时,才能经常有饭吃。”见李治乘船,就说:“水能载舟,也能覆舟,百姓就像水,君主就如舟。”见李治在树下小憩,就说:“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,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。”见李治骑马,就说:“你应知道不尽其力,才能常有马可骑。”李治对父皇的谆谆教导总是毕恭毕敬地接受,表示一定“铭记在心”、“永志不忘”。太宗晚年根据自已的经验,亲自撰写《帝范》十二篇赐给李治,从《君体》、《建亲》、《求贤》《审宫》、《纳谏》、《去谗》、《戒盈》、《崇俭》、《赏罚》、《务农》、《阅武》、《崇文》等方面对李治循循善诱,要他明晰修身、治国、安危、兴废的帝王之道。
除了训诲之外,李世民利用每一个机会,命李治参与讨论军国大政,以增长其政治才干。据史书记载:“太宗坐朝,常令太子侍立。百司奏事毕,留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。太宗因为太子陈说孝道,论及政事,或时有决罚,令太子评其可否,商榷辩论,深达政要,群臣莫不叹服。”与此同时,唐太宗让李治监国,给予他越来越多的独立处理政务的时间。其一可以使李治懂得为国之要,在于进贤退不肖,赏善罚恶,至公无私;其二也为李治赢取政治美名。唐太宗不失时机地为李治播扬声名,在与李治有关的诏令之中,如册立太子、监国、参决庶政等,都充满了对李治的褒奖赞赏之词。由此可见,唐太宗在扶植李治方面,确实下了很大功夫。
太子李治在父皇太宗的悉心教导和群臣的忠心辅佐下,近步颇多。他不仅增加了许多政治方面的经验,而且“文章笔扎,群艺日新”。太宗感到很宽慰,对群臣表示:“太子宗社之本,四海所系,而某天资仁孝,内外倾服,肤之此举,无愧于神人也。”
但是,有人指出,唐太宗对李治的教育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没有针对李治的柔弱性格下大功夫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当时在安排东宫僚属时,太宗就特意针对李治仁弱缺点,命刘洎、岑文本、褚遂良、马周更替到东宫与太子谈论,以提高李治的学识与决断能力。如果说太宗没有就在李治仁弱这一点上下更多的功夫,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李治年长以后,会有所改变;而且,仁恕守文,确实也是守城君主必备的美德。
李治宽仁孝友的天性,在被立为太子之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显示。对大臣,他敬重有加。为了表示对老师高士廉的尊重,李治请他与自己同榻视事。后来,又下令为其专门设立座位,高士廉竭力推辞才没有这样实施。对两位哥哥,他发自内心地表示关心。册立为太子后不久,李治立即向太宗请求优待两位哥哥:“承乾、泰衣服不过随身,饮食不能适口,幽忧可悯。乞敕有司,优加供给。”太宗大为感动,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。
对待父亲太宗,李治竭尽孝道。李治与太宗父子之间,原本比较融洽,既不像李承乾那样猜疑隔膜,也不像李泰那样虚伪势利。自从被立为太子以来,他与太宗接触机会大大增多,彼此间的感情更深了。贞观二十年(646)三月,太宗亲征高丽,出发前,李治哭泣数日,依依不舍。他关注太宗每天的起居情况,每当得知太宗要亲临敌城战阵,便彻夜不眠,忧形于色。太宗从高丽回长安后身体一直很虚弱,需要静养,政务暂由太子代理。李治处理完政事,便来到太宗寝宫照看太宗,医药膳食,亲自过问。太宗让他出外游观,他推辞,说自己宁愿“奉至尊、居膝下”。太宗非常高兴,在自己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,让李治居住。李治昼夜不离地伺候父亲,甚至数日不食,连头发也白了许多。太宗感动得直流泪:“我听说古代的孝子,莫过于文王,但你这几天为了我头发都变白了,你真是比文王还有孝心啊!我死而无憾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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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露过改立李恪的意图,不用说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,说“晋王仁厚,守文之良主,且举棋不定则败,况储君乎”。王朝需要稳定,而储君的稳定又是其中的关键。唐太宗不得不承认他言之有理。经过几番犹豫不决与反复斟酌之后,太宗痛楚且遗憾地认识到:大局已定。自己所能做的,不过是在有生之年进行补救,尽快使李治克服弱点,并尽量为他将来执政铺平道路而已。
安排良佐唐太宗的行动果断而迅速。正式宣布册立皇太子之后的第四天,东宫僚属便已选定: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,房玄龄为太子太傅,萧瑀为太子太保,李世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,李大亮为右卫率,于志宁和马周为太子左庶子,苏瑁和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,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,褚遂良为太子宾客。
这是一个阵营强大的“辅佐”班子,史称“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”。长孙无忌勋戚旧友,房玄龄明敏善谋,萧瑀忠耿直率,李世勣诚实信义,李大亮文武全才,于志宁长者风度,马周机辩过人,苏瑁博学多文,高季辅清鉴善识,张行成体局方正,褚遂良直言不讳,刘洎刚强决断,岑文本缜密强干,这些人的长处不仅可以对李治产生影响,而且可以为李治所信赖依靠。
除此之外,这批人中,既有功勋元老,又有时政中坚;既有武官将才,又有经史文士;既在朝中掌握实权,又大多具有辅佐储君的经验。这些人代表了方方面面的势力,既有唐太宗一贯信任的心腹,又有李承乾甚至李泰的旧僚。尤其是后两部分人加入这个集团,对缓和李承乾、李泰势力对李治的敌意,会发挥重要作用。
李世民对这些人寄以厚望,这些人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重托。他们在李治即位之前的几年时间里,稳固太子地位,播扬太子声名,培养太子才干,扩展太子德行,尽心竭力、不遗余忠。及李治即位,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李世勣等人成为朝廷中心人物,掌握大局,献计献策,使贞观政风得以延续,与李世民的初衷基本合拍。
悉心教育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,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,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。他改变了过去只由经师充任太子侍讲,讲授经书内容的教育方法,采取“遇物必有诲渝”——在日常生活中借题发挥来教育李治。看见李治吃饭,就说:“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,不夺农时,才能经常有饭吃。”见李治乘船,就说:“水能载舟,也能覆舟,百姓就像水,君主就如舟。”见李治在树下小憩,就说:“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,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。”见李治骑马,就说:“你应知道不尽其力,才能常有马可骑。”李治对父皇的谆谆教导总是毕恭毕敬地接受,表示一定“铭记在心”、“永志不忘”。太宗晚年根据自已的经验,亲自撰写《帝范》十二篇赐给李治,从《君体》、《建亲》、《求贤》《审宫》、《纳谏》、《去谗》、《戒盈》、《崇俭》、《赏罚》、《务农》、《阅武》、《崇文》等方面对李治循循善诱,要他明晰修身、治国、安危、兴废的帝王之道。
除了训诲之外,李世民利用每一个机会,命李治参与讨论军国大政,以增长其政治才干。据史书记载:“太宗坐朝,常令太子侍立。百司奏事毕,留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。太宗因为太子陈说孝道,论及政事,或时有决罚,令太子评其可否,商榷辩论,深达政要,群臣莫不叹服。”与此同时,唐太宗让李治监国,给予他越来越多的独立处理政务的时间。其一可以使李治懂得为国之要,在于进贤退不肖,赏善罚恶,至公无私;其二也为李治赢取政治美名。唐太宗不失时机地为李治播扬声名,在与李治有关的诏令之中,如册立太子、监国、参决庶政等,都充满了对李治的褒奖赞赏之词。由此可见,唐太宗在扶植李治方面,确实下了很大功夫。
太子李治在父皇太宗的悉心教导和群臣的忠心辅佐下,近步颇多。他不仅增加了许多政治方面的经验,而且“文章笔扎,群艺日新”。太宗感到很宽慰,对群臣表示:“太子宗社之本,四海所系,而某天资仁孝,内外倾服,肤之此举,无愧于神人也。”
但是,有人指出,唐太宗对李治的教育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没有针对李治的柔弱性格下大功夫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当时在安排东宫僚属时,太宗就特意针对李治仁弱缺点,命刘洎、岑文本、褚遂良、马周更替到东宫与太子谈论,以提高李治的学识与决断能力。如果说太宗没有就在李治仁弱这一点上下更多的功夫,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李治年长以后,会有所改变;而且,仁恕守文,确实也是守城君主必备的美德。
李治宽仁孝友的天性,在被立为太子之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显示。对大臣,他敬重有加。为了表示对老师高士廉的尊重,李治请他与自己同榻视事。后来,又下令为其专门设立座位,高士廉竭力推辞才没有这样实施。对两位哥哥,他发自内心地表示关心。册立为太子后不久,李治立即向太宗请求优待两位哥哥:“承乾、泰衣服不过随身,饮食不能适口,幽忧可悯。乞敕有司,优加供给。”太宗大为感动,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。
对待父亲太宗,李治竭尽孝道。李治与太宗父子之间,原本比较融洽,既不像李承乾那样猜疑隔膜,也不像李泰那样虚伪势利。自从被立为太子以来,他与太宗接触机会大大增多,彼此间的感情更深了。贞观二十年(646)三月,太宗亲征高丽,出发前,李治哭泣数日,依依不舍。他关注太宗每天的起居情况,每当得知太宗要亲临敌城战阵,便彻夜不眠,忧形于色。太宗从高丽回长安后身体一直很虚弱,需要静养,政务暂由太子代理。李治处理完政事,便来到太宗寝宫照看太宗,医药膳食,亲自过问。太宗让他出外游观,他推辞,说自己宁愿“奉至尊、居膝下”。太宗非常高兴,在自己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,让李治居住。李治昼夜不离地伺候父亲,甚至数日不食,连头发也白了许多。太宗感动得直流泪:“我听说古代的孝子,莫过于文王,但你这几天为了我头发都变白了,你真是比文王还有孝心啊!我死而无憾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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